张爱玲(中)
神话；传奇
一个
《封锁》发表于1943年11月上海《天地》第二期，与《琉璃瓦》同月，但其创作比《琉璃瓦》早两个月完成，1943年8月完成。《封锁》虽然不是《琉璃瓦》那样的幽默滑稽剧小说，但张爱玲冷幽默讽刺的风格在这部小说中已经表现出来了。
这部小说的主题好像是“搭讪，暧昧”，其实不然。张爱玲在一个特殊的时间里短暂的两性之梦是故事的动力，她探讨了文明与人性的冲突，好人与真人的对立。她娴熟的技巧显示了现代小说内容的深化和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新收获。
小说是一个短篇，讲的是老上海有一天堵了一辆电车。封锁期间，整个上海都僵住了，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电车上的人都很无聊。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故事的主人公，一位已婚人士，某银行的会计卢宗珍，开始仔细阅读粘在热腾腾的包子上的报纸内容。女主角吴翠媛是一所大学的英语助教，她也在批改学生的作业。他们是陌生人，都坐在有轨电车的一等车厢，却是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要不是三等车厢里出现了卢宗贞的堂弟董佩芝，什么都不会发生。为了躲避一心要找好公公家的外甥的纠缠，吕宗珍故意坐在吴翠媛旁边，通过假装调情来充当挡箭牌，躲避董佩芝的纠缠。两个陌生男女在交谈中似乎真的很相爱，甚至谈到了婚姻。然而，在吴翠媛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后，封锁解除了，一切又回到了原状。整个上海仿佛都打瞌睡了，做了一个不合理的梦。
“封锁”原本是一个特定的术语，“指日本警察为了打击反日积极分子而封锁上海部分地区的措施”[1]，后来被视为一种隐喻，“一种被压抑的欲望可以暂时释放而生成的”空隐喻“[2]。小说《堵》钟构成了切断时间与空之间的封闭状态。人在这种封闭的状态下往往会变得不可理喻。
张爱玲写的是封锁后的世界。她写得很有技巧:一个突然在沉默中唱歌的乞丐，一个无聊的电车司机，几个在商务间一起回来的人，一对长得挺像兄妹的夫妻(妻子总是担心熏鱼会弄脏丈夫的裤子)，一个手里搓着核桃的老人，一个勤勤恳恳修改骨骼图的医学生……
电车外面死气沉沉，电车里面却有点吵。在这种既死又吵的背景下，吕宗真和吴翠媛发生了一段短暂的恋情。
有些人幻想有外遇，但现实生活中外遇的可能性并不大。在行驶的火车或汽车里，如果你和一个陌生的异性靠在一起，在一个封闭的空房间里，几乎零距离，大部分的故事都不会发生。一个年过三十的男人曾经这样向大家描述他的“外遇”:“她坐在我旁边，我们一共呆了六个小时。我一生中从未如此接近过一个美女。我们在一起呆了21600秒，距离不超过十厘米。我误以为这种状态会永远持续下去。所以下车的时候，她头也不回地走了，真的让我心碎。”这是大多数事情的必然结果。
张爱玲为两个不可能的男女设计了很多导致他们暧昧关系的前提条件。先是“封杀”，然后是陆宗真的表妹，最后是各种心理动机……我们可以把这些因素都称为偶然，就像“倾城”曾经“促成”了一段恋情。为什么“封锁”不能促成“外遇”？用张爱玲特殊的封锁背景来试探她的情绪，也显示了她特殊的人性。
二
小说中的吕宗镇是“一个穿着整齐的西装，带着玳瑁眼镜，背着商务包的人”[3]。他是一个对妻子不满意但很守规矩的好男人。他不开心。他甚至不明白为什么每天上班要离家，下班要回家，甚至不敢思考人生的意义，甚至拒绝思考。吴翠媛是很多好人家里的好女儿，好学生。她是一个严肃而乏味的女人。"她看起来像教堂的家庭主妇，但她还没有结婚"。
两个根本不可能有外遇的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抑郁症。他们都是不快乐的好人。一次偶然的特殊空相遇，让封锁之外的生活剥落。封锁让日常生活停顿下来，让位于虚无缥缈的空室。这一刻，电车的空房间成了真实的第一个背景。日常生活的退让，让夫妻俩找到了发泄对“恋情”不满和对抗的方式:“生他们的气！气，活该！”
创造爱情和谈恋爱是有区别的。创造爱情之后，创造爱情是瞬时动词，谈恋爱是连续动词。谈恋爱要考虑很多方面，但创造爱情不是必须的。创造爱情是自发的，而且是局部的，不完全的。《封锁》里，爱情的样子是两个人同时看向窗外，脸靠近，吴翠媛脸红。
首先，爱是一种感觉，然后才是一种责任。感情方面，小说说“他们恋爱了”。他们的爱情建立在零碎的知识上，谁也不能保证他们能接受对方是真实完整的。从责任来看，吴翠媛更进一步走向了自由，而陆宗真则是在抱怨生活，但他对生活的反抗只停留在思想和言语上。面对现实，他还是要做一个好人。所以，这段浪漫的爱情，因封锁而生，因封锁而死。
三
《封锁》的另一个主题，或者说更重要的主题是意识形态的，这使得小说具有吸引力。它包含三个方面:好人与真人，文明与人性，思想与虚无。
小说中多次提到好人和真人，“人生如圣经”，让人因为翻译而“分离”。这个比喻有些夸张，但极其贴切。在宗贞和崔元的生活中，好人与真人对立，自我与本我的矛盾成为同一个人的不同人格。好人遵循社会存在规律，真人是内心真实的呐喊。
《封锁》里，“好人”比“真人”多。这种“善”是社会塑造的形象，对人的行为有很多约束，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人的真实和活力。人类发展的速度在加快，但文化似乎跟不上人类发展的速度。“好人”并不完全等于真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矛盾。张爱玲的小说表现了这种对立。吴翠媛是个好人。她的父母和学生都视她为好人，她也一直扮演着好人的角色。但是她的父母担心好女儿嫁不出去，学生在好老师面前不敢说一句真话。她是一个不快乐的好人，她甚至想违背所有人对她的看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即使那个真人不好，她也想做一次。
但吕宗真并不是崔元要的真实的人。
吴翠媛也表达了自己对女子教育的看法:“其实女子教育也不过如此！”这种对女子教育的怀疑态度，是对当时好人教育的挑战。女性教育不仅没有满足女性的基本需求，没有帮助女性处理和解决情感问题，也没有改变世界对女性的看法，反而让女性失去了生活的气息。吴翠媛道出了女子教育的悲哀。所谓女子教育，说到底就是给女人找个好地方。翠园接受了好人的教育，成为了一个好人，却用自己的经历否定了这种教育。
在好人与真人的对立下，封锁中的人面临着第二个难题:积极的活着还是在重复中等待衰老？生命的重复和中断反映了文明与人性的冲突；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烈日下，电车轨道亮如两盏灯，钻出水面的线圈拉长又缩短；它很长，很短，就像这样——平滑的，长长的弯曲的环，没有完成，没有完成...电车司机的眼睛一直盯着这两条爬行的轨道，但他没有发疯。”
这是小说的第一段。对电车轨道的描写采用重复的修辞手法，暗示生活是重复的、枯燥的、乏味的。面对这样的生活状态，人们的态度是完全不加思考地接受，于是“电车司机开着电车”“然而，他并没有发疯”。幽默的文字游戏背后是对日常生活的嘲讽，仿佛电车司机不应该开电车，他应该做别的事情，他应该疯狂，他应该为自己日复一日的生活疯狂，但他没有。他依然淡定地开着电车。
在这里，张爱玲其实是在追问人生——我们该怎么办，现在的人生是什么？
带来质疑和思考的可能。生活充满了重复。当这种重复性被生硬地打断，在堵塞的电车上，生活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处于异常状态的乘客不知所措，各种戏剧性的动作显得十分可笑。奇怪的场景是经验无法应对的，乘客不知道该做什么来填补这突如其来的虚无。于是，在小说里，我们看到乞丐在唱歌，没事干的人围在一起看医学生画骷髅图。
但是，除了用另一个机械动作代替了原来的动作，搓核桃的老人用“一点点有序的动作”代替了思想。张爱玲几次提到思想，陆宗贞看报纸，让车上所有的人都学得一样，为的是“填补这个可怕的空虚拟——否则，他们的大脑可能就活跃了。思想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思想是痛苦的”这个观点原本在全文中提到过两次，另一次是在最后一段，但这个观点被收入《传奇》后被删除了——
”吃完饭，他拿着热毛巾，擦了把脸，踱进卧室，开了灯。一只黑壳虫从房间的一头爬到另一头，爬到一半，开灯的时候，它得趴在地板中间，一动不动。装死？你在想什么？整天爬来爬去，几乎没有时间思考？但是，思想毕竟是痛苦的。”[4]
黑壳虫是对人类的隐喻。“整天爬来爬去”指的是人类整天忙忙碌碌，不知道哪里爬，哪里爬。“你没有时间思考吗？”在这个反问中，张爱玲想表达的是，人类缺少的不是思考的时间，而是对思考之痛的恐惧。
看看封锁期间电车里转瞬即逝的思绪。有轨电车停下来的生活节奏，行动被禁锢在有限的空空间里，思绪激荡，时间不再重要。在封锁的空房间里，时间是无限的，让乘客去探索平时不会去想的东西。比如吴翠媛改卷子的时候会思考为什么给学生A，主动关注潜意识。此外，在宗真与崔元的对话中，宗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没有目的，这是思想浅薄的结果。但是，他的思想就像蜡烛一样，风一吹就灭了，所以他没有再往前走。关于他的生活和工作，他知道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但他不想知道为什么，想做什么。
对于吕宗镇这样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来说，他的人生道路越走越窄，多变的人生越走越窄——他的人生大局已定，处于一种尴尬而又无法逃避的困境，于是他逃离了自己的思想。思想不能为他解决问题，反而会给他带来痛苦，这也是人类回避思考的原因之一。
封锁中的人们在重复地过着生活，与其说是活着，不如说是在等待衰老。无论是在张爱玲笔下的旧上海，还是在今天的工业化社会，都能找到一些人的重复、虚无、思考缺失的共同点。
注意事项:
[1]历史之美:《张爱玲的欲望号街车——重读《传奇》《镜花水月》，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月，第23232页。
[2]出处同上。
[3]张爱玲:《封锁》，以下《封锁》语录见《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第一版。
[4]张爱玲:《封锁》第一版，上海《天地》，1943年11月，第二期。
文/万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