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青少年性教育专家凤娇:“性教育是一种预防措施”

1980年代末,自云南省首次发现艾滋病病例以来,到21世纪初,该省曾长期是全国艾滋病流行的重灾区,经历过一段漫长的防控历史。在当时禁毒防艾的社会风潮下,性教育因此进入云南省的中小学校园。

青少年性教育专家、昆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焦锋是参与其中的一员。他从事性教育相关的普及工作已有二十余年,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环境项目培训专家、云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宣教中心特聘专家。

焦锋常年在西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云南省129个县,他去过100个。云南、甘肃、青海、山西等中西部地区的教育资源相对匮乏,性教育缺失引发的社会问题尤为凸显。

焦锋致力于开展全面性教育(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简称CSE)。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新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提倡通过高质量的全面性教育(CSE)促进人类健康和福祉。这也是国内许多专家大力倡导的一种性教育理念,它包含生理层面的性,还涵盖社会、心理层面的性。

围绕青少年全面性教育相关议题,焦锋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不管我穿成什么样,你都不能来侵犯我”

南方周末:吴亦凡事件之后,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与我们性教育的长期缺失有关,你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焦锋:性教育我们国家一直在做,但是以往更多聚焦在生理卫生的健康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性教育是一个综合立体的课程体系,我们现在倡导“全面性教育”,英文叫CSE。它里面就包含了性权利的觉醒和性意识的唤醒。性教育是一种个人权利意识觉醒的教育。我们为什么讲人流、防范性侵,实际上也是让每个女孩子学会保护自己。

南方周末:这两年关于亲密关系中的隐性暴力、PUA、性同意等问题也持续被广泛讨论和关注。尤其是在权力关系不对等的亲密关系中,地位更低的一方可能受性胁迫,身心受到伤害。那么在CSE的性教育课程中,在这块是否对青春期的未成年人有更多指导?

焦锋:有的。特别在CSE的框架下,我们会强调独立人格,比如我要跟一个人发生性行为,那肯定是我愿意的,或者说我想要的,不是为了讨好他,为了迎合他而去做这件事。我们会说性是愉悦的,我们是有性权利的,对自己的身体有掌控权。

一些女孩从人格上来说,可能是缺乏独立性的,有依附的意思。她会觉得你是我的偶像,你想怎么着都行,甚至我不否认,有个别女孩会以此为荣。她不知道偶像并不是真的喜欢她,只不过是在玩弄感情。那么在CSE的框架下,我们会注重培养他们成为强大的自我,包括如何交友、如何处理亲密关系、亲密关系是怎么发展才会到发生性行为那一步等等,这些问题都会有引导。

南方周末:如果女孩子没有强大的自我,在亲密关系中可能出现什么问题?

焦锋:我举个例子,现在很多谈恋爱的女孩,她挽留男朋友的一种方式,就是在性问题上妥协。我们在调查和访谈中,也听到过男生说,我跟女孩子谈恋爱,如果谈了几个月还没搞定她,就是还没发生性关系,他会觉得很没面子,因为他的兄弟们都搞定了,他就会使用各种手段。

之前我还接到过一个女生的电话,她在一年之内跟三个同学发生过性关系,但至少有两个是她不愿意的,就是被约出去,然后说今天晚上回不去了,有点胁迫性质,但又没有那么明显,她自己好像也没有判断力,在我看来那就是侵犯。但她自己没有意识到,是过后才觉得不对头。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她接受过一些相关培训,起码在那一刻会明确表示拒绝,并且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我相信那些男生也不至于冒着严重犯罪的风险去侵犯一个女孩。当然我们会在技术上有一些引导,比如怎么回绝男性的性邀约;确实要发生性行为时,如何正确使用合格的安全套来保护自己。

南方周末:如何教导青春期的孩子回绝性邀约,可以举一些更具体的例子吗?

焦锋:谈恋爱时,很多男孩子会跟女生说,今天我爸爸妈妈都不在家,要不然去我家吧?这种邀约很多小女孩不知道怎么回应,她可能就去了,去了她也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她并没有准备好。我做培训时,就会教她们说,今天晚上我爸爸妈妈都在家,要不去我家吧?我们会给青少年一些更睿智的处置决策。你看我认可我们的情侣关系,要带你去见我的父母,同时也暗含一个警告,我爸爸妈妈都在家,你想干嘛?

再打个比方,假设某个明星攒局,有一些小孩可能并不愿意去,但是不会拒绝。特别是未成年的女孩子,如果你预估到了风险,你的好朋友邀约的话,应该怎么去拒绝?如果你是委婉地拒绝,那么他们会不停地来说服你,你可能第一次抵抗住了诱惑,第二次、第三次就未必,它会变成一个可以说服的状态。我们在做生活技能方面的指导时,希望你在面对这种预估到可能有危险的邀约时,明确态度,强硬地拒绝,没有任何商量余地。这些都是我们以往的教育当中相对比较缺失的。

南方周末:在全面性教育(CSE)的框架下,什么内容是对传统教育的补足?

焦锋:如果事情已经发生了,假设你已经被侵犯了,那么作为未成年受害者,应该怎么做,这一块以往的教育有缺失。我们传统文化说家丑不可外扬。我记得若干年前有个地级市的官员,她就是女性,在说到一个女孩被性侵的事件时,甚至说了句,大意是我的女儿如果受到侵犯,我会悄悄找医院处理掉。如果一个女领导都抱持这样的观点,其实是很可怕的,会让一些受害者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很多孩子会被灌输,你被侵犯是因为你太招摇,比如穿着暴露、举止轻佻。这会让一些孩子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我们的教育会跟孩子们一块儿来分析,谁才是受害者。不管我穿成什么样,你都不能来侵犯我,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另外就是应该如何保留相关证据,那么对于事情后续得到公平公正的处理会很有利。

“不要回避,不要躲”

南方周末:关于性教育,有人也许会担忧,让孩子们过早地了解性,是否会让他们更想去尝试。但也有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次性行为的时间与是否接受性教育并没有相关性。在你看来,接受性教育的意义是什么?

焦锋:我经常给大学生开玩笑说,希望你们的第一次性行为是“蓄谋已久”的。蓄谋已久是说你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包括经济、思想、知识、技能上的。我最担心的是,青少年性行为是在一种完全懵懂无知的状态下胡乱做出的决定,最后会有一系列结果,怀孕、性传播疾病等等。我们做性教育其实是未雨绸缪,让他们做决定时可以三思而后行。

性教育有一个重要观念叫减少伤害。特别是中小学生,我们说你最好不要谈恋爱。如果谈恋爱,你谈谈就好了,坐到一起聊聊天、讨论学习、探讨人生、聊聊未来都可以,说说情话都OK。你不要去做婚前性行为,如果非做不可,我只有教你怎么保护自己。我们以前有个项目是专门调查未成年人怀孕的,在一个云南的医院做调查时,甚至见过一个女孩,带着三个男孩来做人流,因为她不知道孩子是谁的,就把三个男生都叫来了,他们还一起凑钱给她。在他们看来这事跟去买杯奶茶是一个感觉,我觉得特别可怕。

南方周末:很多80后、90后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老师讲性知识时总有些遮遮掩掩。这种不专业的态度是否反而会让性变得神秘?

焦锋:你会让这个孩子对这个事更好奇,更想知道,而他又没有渠道,你把门给他堵死了,他就只有爬窗户去了。有一次我带研究生在昆明的小学做问卷调查。研究生是个小姑娘,我估计还没谈恋爱。当时在小学五年级班上,一个小男生举手说,他有问题,研究生就过去了。那个男生问,姐姐什么叫遗精。我估计女孩子那一秒钟脸都红了,转过身来对我说,焦老师,他有问题要问你。我当时没有说什么,过去给那个小学生解释什么是遗精。调查完以后,我们出来到学校门口,我就把研究生叫过来批评了一顿。我很严肃地告诉她,如果下次再这样,我就要把你退回去了。因为我认为你做了一个特别不好的示范,我们是代表科学的,要用科学的态度来讨论一个科学问题,不应该回避。我们应该直面孩子对性问题的好奇,有时是我们自己的心思复杂了。

南方周末:为什么说我们自己的心思复杂了?

焦锋:很多年前,我们做过一个农民工的干预项目。农民工因为远离家乡,艾滋病、性病这些问题也比较麻烦。当时还没有微信,只能群发短信。我每个月都会给那些农民工群发三到五条短信,传播健康知识,同时也接受他们的咨询。比如他们告诉我,找了小姐,该怎么办,我也会给一些建议。有一天我接到短信,是一个农民工问我,狗怎么避孕?我当时就很生气,因为我们在讨论人的事,你干嘛问我狗?我就没理他,也没有批评他。几个月以后,我跟他们见面,就有一个农民工站起来说,老师,你们说了要回答我们的问题,我问狗怎么避孕,你怎么不回答?我当时才知道这是个真问题,我问他为什么这样问。他说因为工地上狗特别多,我想知道狗怎么避孕。从那以后,不管别人问多么奇怪的问题,我都会正面回应他。这一点在性教育上尤其重要,我对很多老师、家长都会说,孩子的问题,不要回避,不要躲。

南方周末:我们谈到了很多关于性教育专业化的问题。在你看来,目前性教育专业化推广的过程中存在哪些困难?

焦锋:首先是师资匮乏。因为基层老师本身编制就不够,一个老师可能要上好几门课,根本没有精力兼顾。比如我们的体育课也叫体育与健康课,要承担健康教育的功能,但老师多半是体育专业出身的,他可能擅长体育,却不擅长健康教育。在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师资会更匮乏。另外我们也欠缺教学资源,比如说教材。北京师范大学刘文利教授曾经带团队做研究,开发了一系列教材,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在我看来现在出版起来也比较困难。

南方周末: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性教育,是否经常需要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焦锋:这个不一定。我觉得云南的少数民族相对还好,没有太多来自于文化层面的压力或阻力。比如西双版纳的傣族,那里属于热带地区,其实孩子性成熟比较早。他们对性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敏感。他们更习惯于用传统文化,比如歌曲来传递跟性有关的知识,而不是通过培训和课堂的形式。西北地区尤其是一些有宗教信仰的地方,对性会更隐晦。

南方周末:你长期在西部贫困地区做性教育和健康传播,为什么会对这些地方这么关注?

焦锋:我有段时间做了一个香港的项目,大概有三年,每年至少两个月就要去一次西北。整个西部地区我应该是跑完了。我曾经在甘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经历。2008年,我到甘肃省古浪县黑松驿镇张家河村,给山村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上了一堂健康教育课。第二年我带着项目组又来到这里做专案评估。要离开的前一天,我在教室外面坐着发呆,走过来两个怯生生的西北小姑娘。我就赶紧迎上去,我说你们是找我的吗,两个小姑娘说是的,我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吗,小姑娘说,老师,一个人说话可不可以不算数?我当时脑袋蒙了一下,我说那可不行,人说话得算数。我说我去年是不是给你们说了啥?两个小姑娘就特别害羞地说,你去年走的时候说,如果你再来,会带我们做游戏。我当时听了这话心里特别难受。我站起来给她们鞠了一个躬,说谢谢你们来找我,让我有机会弥补过失。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就是顺嘴一说,没有往心里去,但我没有想到这两个小姑娘记了一年。

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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